母亲觉得奇怪，怎么那么安静，于是决定去查看一番：她发现两岁半的阿烈又在忙着把卫生纸往马桶里塞。以这种方式来堵塞马桶的行为，已使阿烈被打过好几次屁股，母亲在盛怒之下对他吼道：“为这件事，我究竟要打你多少次呢？”她一把抓住阿烈，脱下他的裤子，抽打他的屁股。傍晚时，父亲发现马桶又堵塞不通了。
为了同样的行为，挨了这么多次打之后，为什么阿烈还非得继续这么做不可呢？是他年纪太小，不能明白吗？绝非如此，阿烈完全知道他在做什么。他故意重复这一行为。当然，他不知道为什么！但是他的行为告诉我们为什么。他的父母说：“不——你不能那样做。”他的行动说：“我要让你们瞧瞧我能——无论如何我都能！”
如何把握对孩子的奖赏和惩罚
假如惩罚能使阿烈停止堵塞马桶，一次体罚就已经能奏效。重复体罚却没能给孩子留下多少印象。这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？
惩罚和奖赏，严格来说，是归属于专制的社会制度。在这里，权威享有一个统治的地位，有特权按照人民的功过来给予奖赏或惩罚。同时，因为专制霸道的社会制度是奠基于据有优势统治权力的坚固架构上，这种判断被接受下来，成为生活准则的一部分。儿童遵行这些准则，等待并且希望有朝一日亦成为拥有特权的成年人。今天，我们整个的社会结果改变了。儿童已经取得了和成人平等的社会地位，我们成人不再享有一种优越的地位，我们凌驾孩子之上的权力消逝了。孩子知道这一事实，他们不再承认我们是一个占优势的力量。
我们必须体会到，硬要把成人的意愿加在孩子身上，是徒劳无效的。再多的惩罚也不会带来持久的服从。今天的儿童愿意接受任何分量的惩罚，乃是为了去维护他们的“各项权利”。迷惑不解的父母错误地希望，惩罚终会产生效果；而不能认清他们所实行的方法，实际上是怎么也行不通的。充其量，他们只能从罚得到暂时的效果。当同样的惩罚必须一而再、再而三地重复运用时，它不能奏效的这一事实就越发明显了。
惩罚的运用，只会促使孩子发展出更强而有力的反抗和挑战。小阿烈在他幼稚的年纪，已经开始走上一条挑战和反抗的可怕路径。
六岁大的瑞塔整个早上一直在吵吵闹闹：她拒吃早点，被妈妈责骂了一顿；瑞塔和三岁大的妹妹打架，妈妈罚她回自己的房间半小时；瑞塔把花木连根拔起，妈妈责骂并且威胁要打她屁股；瑞塔把邻居的猫咪绑在晾衣绳上，几乎使猫窒息而死，妈妈罚瑞塔坐在厨房里的一张椅子上；最后，瑞塔把她午餐的牛奶扔在地板上，针对这件事，妈妈拉起瑞塔进她的房间，结结实实地打了她一顿，并且叫她留在自己的房间内，过完午后其余的时光。一小时之后，一切都安安静静，妈妈心想瑞塔可能睡着了，就往房间内瞧瞧。她看见卧室的窗帘在瑞塔所能及之处都给切割成条状了。妈妈惊慌失措，大叫说：“哦，瑞塔！我要拿你怎么办呢？”
瑞塔在胆大妄为的表象之后隐藏了她的气馁。她的行为是在说：“当我坏的时候，至少你知道我在你周围。”后来，在妈妈一再地施予惩罚时，瑞塔最后以她的行为告诉妈妈：“如果你有权伤害我，我也有同样的权利去伤害你！”一场可怕的、渐次进展的反击和报复随之而起。妈妈愈惩罚，瑞塔愈反击。这就是惩罚的结果。不幸地，儿童比成人更易于恢复精神体力，而且更能坚持到底。他们能够在计划、点子和能耐上，都超过他们的父母亲。结果是父母亲到了忍耐的极限，摇头并且在痛苦中呼喊出：“我不知道要怎么做！”
惩罚，或者权威性的想法——“服从我，否则……”，需要以一种互敬和合作的意识来取代。虽然儿童不再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，但是他们未受过训练而且没什么经验，仍然需要我们的领导。一位好的领导者，能感动并激发他的追随者，做出适合情境的行动，家长也必须如此。假如孩子知道我们尊重他们，把他们当成同等的人类对待，让他们具有平等的权利去决定要做什么时，他们会愿意接受引导。在孩子被用力打的时候，对他尊严的侮辱是相当大的；同时妈妈的尊严，在她责打孩子之后(特别是事后她感觉内疚的话)，也将所剩无几。我们应该认清，有时候，孩子挑衅行为是他目的的一部分，要借此证明他“坏”，或者使我们忙于一场权力竞争，或是要对以往的“不公正”做出反击。如果我们体罚他，就正巧与他的意念不谋而合，不自觉地落入他的陷井。
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学习采用更有效的方法，激发孩子产生一种内在的渴望，要去遵守命令所提出的诸般要求。我们可以创造出一种彼此尊重和体谅的气氛，并且提供～个机会，让孩子学习如何与他人愉快地相处。我们可以做这一切而用不着夸示权力，因为权力会引起反叛，同时破坏了教养孩子的目的。
然而，若是在重新训练自己以引导方法来面对孩子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自己被激怒了，以致体罚或责备孩子，我们应该坦承自己是在宣泄挫折的情绪；而不要试图骗自己是“为了孩子的好处”才体罚他。事实上，每个人都无法十全十美，总有些时候，我们表现得就是像个人而不是教育家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对自己的脆弱一笑置之，并且继续对准更富建设性的目标努力下去。
妈妈给八岁的比尔一块钱让他去面包店，她则走进超级市场内。他们在外面再相遇时，妈妈向比尔要找回的零钱。比尔怒吼道：“你怎么会要找回的零钱呢？”妈妈答：“怎么啦？比尔！我需要那些钱。”男孩愤怒地把找回的零花倒进妈妈手时。他尖声急促地说：“我不明白，我帮了你一个忙，不是吗？”妈妈迷惑不解地注视着比尔说：“是，你是帮了我一个忙，儿子。”他们走向车子的时候，比尔身体的每个线条，都表现出他的愤恨情绪。
假如一个孩子必须接受奖赏或惩罚，那意味着他缺乏自我引导的能力：这就要由成年人来给予协助……。可是，假设孩子是由自发性动机来引领自己行为的发展，那么附加于其上的奖品和处罚就多余了，它们只会侵犯孩子心灵的自由。
为好行为而奖励孩子，和惩罚一样会妨害他们对事情的看法。两者同样欠缺尊重。在彼此尊重的平等对待关系中，一项工作的完成是因为它必须要做，满足感则来自两个人合作完成一事的和谐性，就像比尔和他妈妈所做的那样。但是比尔对他有贡献于家庭的事实毫无概念；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。当他“这对我有什么好处”的想法遭遇到“什么也没有”的回应时，他便表现出愤怒不满。多么大的一个震惊！比尔对事情的看法多么狭窄局限。他内在天生的社会使命感，被他错误的想法给扼杀了——他以为唯有去摄取，才能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。只有在所做所为获得某种回报的时候，他才觉得有所归属。
为什么孩子要接受报酬才去做一些家庭杂务呢？他们住在家里，吃穿都由家里供应，并且分享其中一切的好处。倘若他们的确如自己所宣称的那样，是平等的身分地位，他们就有责任去分担辛劳。由于奖励办法的施行，孩子认为除非对他有好处，否则他们不需要做任何事。在这些情况之下，他们不可能发展出一种责任感。过于强调“对我有什么好处”的结果，使得我们用尽各式各样的奖赏；可悲的是，没有任何奖赏能完全满足人心。
儿童应该分担及分享家庭生活的所有层面。在花钱方面，他们也享有一份，通常以零用钱的形式出现。这是他们在金钱上的分享，他们应该可以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花用。在家庭杂务和零用钱之问，不应有任何的关联。孩子做家务琐事，是因为他们要对家庭幸福贡献心力。他们得到零用钱，是因为他们分享福利。
母亲把两个小女孩留在停车场的汽车内，好让自己能从容无碍地去添购杂货。她一跨出车门，她们俩就开始哭。“乖乖的，我会替你们带回一个玩具。”妈妈说。三岁大的女儿问：“哪一种的？”“哦，我不知道——某种玩具就是了。”妈妈一边匆促地回答，一边走开。
母亲企图借给予物质上的获益来赢取合作。儿童并不需要受贿来做乖宝宝。他们是真正想要做好。孩子表现良好行为，乃来自他渴望归属、有用地贡献心力，并且能与人合作。我们为使孩子有好行为而贿赂孩子的时候，我们是在告诉他，我们不信任他；而这种不信任，足以令他沮丧不已。
奖赏不能给孩子归属感。那也许是家长当时的赞许表示，可是另一时刻会如何呢？妈妈和爸爸仍然会赞许吗？抑或是需要另一种奖励呢？假如我们拒绝给予一个特别的奖赏，孩子会解释成是自己的努力徒劳无功。如果孩子得不到“这对我有什么好处”这一问题的答案而拒绝合作的话，家长们就面对一个严重的问题：除非他认为奖赏足够，否则他不会跟你合作。如果没有得到任何特别的回报，为什么他应该不厌其烦地去做他该做的事呢？物质主义的心态就这样可怕地滋长起来了；贪得无厌的胃口根本没有满足的时候。一种完全错误的价值观就这样树立起来，孩子总认为一切东西都是世界欠他的。这就是十六岁年轻人的感觉。对他来说，遵守高速公路规则以保障生命安全的简单常识，在他自己那套价值观念中不具任何地位。他偏好把车子瞄准危险，横冲直撞，以示挑战。为什么他应该要留意遵守高速公路规则呢？奖赏在哪儿？他拥有他的汽车。比守规则有趣得多的事是去看看他能体验到多少兴奋刺激，去表现他是多么精明的家伙，可以为所欲为而不会被抓住。此外，若他一旦被抓，那点小小的惩罚算得了什么？挑战的刺激是值得的。反正老爹会去处理妥当。
这就是奖赏和惩罚的最终结果：“他们还没有奖赏我，我要惩罚他们。如果他们惩罚我，我会回敬他们，我会要他们好看！”
满足来自参与并做贡献的美好感觉——在我们目前以物质来奖励孩子的办法之下，在我们借奖赏来赢取合作的错误努力之中，我们实际上是拒绝了让孩子去享有基本的生活满足感的机会。
